我想像这样一个时刻，也许有一天查理发明的时间机器公诸于世，他对霍金宇宙观的批驳和质疑成为科学界的新浪潮，数不尽的国家恐惧他而又想拉拢他，时间机器将成为继□□以后确保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武力威慑象征物。各国首脑就像今天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一样承诺不首先使用时间机器，如果那样，世界会怎样？
那无疑是个混乱的时刻，在时间的碎片与裂缝之间，却也无疑是产生英雄和领袖的时刻。如果那样，我所在的世界，我现在的世界，无疑都将支离破碎。
改变历史这种事，未必如听起来那么好。
如果将我的生命视为一根直线，整体来看，时间之所以具备意义乃在于它一路向前，时刻与时刻之间的不可重复——这是康德时间观的简易理解，它就如不可更改的轴线，规划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甚至是对宇宙的认知。
在我逃出地下室后，我曾经拿追捕我的某个人做了个简单实验。我在一间黑屋子里连续催眠了他七天，彻底混淆他脑子里既定的时间观，于是那个可怜的人精神崩溃了。
他找不到时间的坐标，他无法靠着那个坐标认知身边的一切。
那件事对我而言只是实验，但却带来两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一是查理有了改进时间机器的灵感；其二是追捕我们的人那段时间突然销声匿迹。
“因为他们怕了。”查理解释说。
“怕什么？”我大惑不解。
“怕发疯。”
“但你不是说过他们都是亡命之徒吗？为什么连死都不怕，却怕发疯？”我问他。
“那是因为，与死亡相比，致人疯狂是他们未知的东西。”查理耐心地向我解释，当然他的解释也一如既往的拙劣，“我想未知更令人恐惧。”
原来如此，我点了点头。
我承认，最近频繁想起查理的次数是有点多，大概是因为他说话做事很合我口味，和他呆在实验室的时光是我迄今为止能想到的轻松时光。我们从不说废话，不做多余的事，他偶尔会流露无意义的情绪，比如因为我决定坐上时间机器而抑郁寡欢。但总体而言，查理在我身边并未造成我的困扰。
而这里的人，无论张家涵也好，袁牧之也罢，尽管观察起来不乏趣味，但沟通起来却颇有困难。据我的判断，张家涵热衷于一种孩童模拟成人家庭生活的游戏，我猜想在那样的游戏中他大概会乐意扮演母亲的角色，因为从早到晚，我总会看见他不是在打扫，就是去买菜，然后围上可笑的印有大嘴巴猴图案的围裙进厨房煮饭。
他的话总是很多，滔滔不绝，一个意思能够翻来覆去地用各种方法来表达，而话里的意思，几乎都是常识，我不明白一个成年人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对另一个成年人重复这些常识？难道他在质疑说话对象的智力水平？
看起来又不像，我最终将之归结为一种心理病症的显像表现。
跟童年阴影有关，我想，他的童年在福利院度过，可想而知境况不会太好。因此有角色装扮的嗜好也是说得通的。
只除了他若能停止将我当成臆想中的娃娃来照顾，我会感觉好很多。
我本想趁着袁牧之不在的时候再给张家涵催眠，让他要以敬畏的心理对待我，换言之尽量别来烦我。可惜我在那间陈旧的公寓里住了三天，都没找到机会与他独处。
因为袁牧之总是会出现，我一靠近张家涵，他就如嗅到危险信息的狗一样凑了上来。他体型大，不说话的时候威慑力很强，我承认当着他的面还没把握不动声色地下手。
由于经历时间机器的撕裂和重组，我这次发病比以前严重，康复很慢，往常只需躺一天就恢复的精力，这次过了三天都没完全回升。在体能和状态都不是最好的情况下，我不愿意惹毛袁牧之那样的野兽。
我曾经怀疑他是不是窥探我会催眠，但接触后却发现未必如此。首先，他们生活的社区条件很差，基本属于这个城市的贫民窟。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混居一起，楼下经常有穿着肮脏的孩子尖叫着跑来跑去。成年人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才够开销嚼用，没有社会保险那种东西，生病都是去街边药店买点不知成分的药品服下了事。他们不会有看心理医生的需要，生活中更加没有将催眠师当成真实存在物那样的概念。
其次袁牧之对我的警惕不是我的眼睛，而是我的手。我想那天我耍刀的一幕大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对我有一种野兽直觉般的警惕。他大噶怕我直接伤害到张家涵，我想。
无论是谁，家里来一个会使刀子的陌生人，戒备心重也能理解。
但第四天的时候，我却在张家涵口中无意中听到另一个答案，这个唠叨男人将我视为孩童来照顾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人会对孩童不设防。
当时他在厨房里给我炖味道古怪的汤，我静悄悄跟了进去，我算过时间，大概十分钟后袁牧之就会回来，所以我想趁着这个时机再次对张家涵施加催眠。
但我还没开始说话，他却回头笑着对我说：“饿了吗？洗手去吃白糖糕吧，我放在餐桌上，这个汤还得再熬会呢，我先把菜洗了，呆会大头回来再炒菜吃饭，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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